《萬歷十五年》對中國的批評,偏頗在哪里?

原標題:《萬歷十五年》對中國的批評,偏頗在哪里?

【文/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武】

最近,觀察者網的一篇文章,令黃仁宇的著作《萬歷十五年》又引起了大家的討論。

《萬歷十五年》在大陸開始流行暢銷時,我還是一個學生,對書中印象最深的,就是批評“中國兩千年來,以道德代替法制,至明代而極,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”。如今,重新審視當年這個令我震撼的觀點,感到充滿了問題,借這個機會,希望和各位觀察者網的讀者作一個交流。

黃仁宇是有中國情懷的人,他為落后的中國尋找病源,卻開出西方現代的藥方,有他的時代局限性,但也決不是他要對古代和近代中國橫加指責。在回憶錄《黃河青山》中,他就批評美國學者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場上,并不懂得對中國和亞洲的歷史有同情的理解,他觀察到在美國人那里“中國必須被視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”,“美國人不愿意修正自己捍衛自由民主的象征”……

不過也應注意到,黃仁宇在感情上雖并不能接受西方現代性為唯一標準,卻為古代中國開出現代數字化管理的藥方,顯然和他自己說的對歷史“同情的理解”有矛盾之處。

他的一些批評,如:

無法積累資本持續成為趨勢,再加上機制的缺乏,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。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,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。

無法積累資本持續成為趨勢,再加上機制的缺乏,是中國人生活水準低落的主要原因。官僚管理依賴文化凝聚力來維持政治穩定,本身無法成為在本質上擴展國家經濟的工具。

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,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、理想的正義、沉湎于偽裝等現象,都肇因于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。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,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。

缺乏實質的中間階層向來是根本上的弱點,中國政府和國家的道德色彩、理想的正義、沉湎于偽裝等現象,都肇因于在數字上無法管理的局勢。如果沒有掌握這一點,我們也可能誤判中國近年來的發展。

不僅過于局限在他所專長的近代財政史的研究視野,而且用以概括中國古代的社會問題并不合適,因為中國歷史如此漫長,即便從兩千年的視角看,與世界各種文明相比,衡量中國在數字管理上的得失,恐怕都是一個很大的學術話題。難怪葛兆光說,這樣的觀點讓人看出韋伯(Max Weber)理論的陰影籠罩,這種思路很容易把傳統中國與現代西方看成兩極。誠如其言,黃仁宇的大歷史觀念,把復雜的歷史過于簡單化。

而黃氏的“道德代替法律”,和魏特夫的“東方專制主義”一樣,在我的學生時代,是流行的幾種解釋中國社會的“大歷史觀”之一。我不是歷史專家,無意從歷史上來證實或證偽黃仁宇的觀點,姑且假定這個描述有符合歷史事實的成分,但這是否就是中國社會的缺陷呢?

道德和法律,任何理想的社會都應該堅持,不可能選擇一邊來代替另一邊。西方有維護程序正義的制度和法律,也有培養道德情感的宗教;同樣,中國古代社會也是禮和法并重的。

黃仁宇曾為自己辯護:“《萬歷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萬能,不能代替技術,尤不可代替法律,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,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,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。”

可見,黃仁宇實際反對的是“道德優先”。但“道德優先”恐怕正是中國古人的智慧結晶。

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法官勒納德·漢德(Learned Hamd)說:“我總是不明白,人們為什么要求助于憲法、法律、法院、法官來實現公平和正義,我反復地告誡你們,這么做是錯的。因為真正的公平正義只存在于男女老少的心中,如果公平正義在人們的心中死去,憲法、法律、法院、法官誰也救不了他!”

著名倫理學家麥金泰爾在《誰之正義?何種合理性?》也提出了這個深刻的問題,如果忽視了個體美德的培養,所謂的正義制度、正義規則是“誰之正義”呢?

西方的有識之士所看到的問題,正是中國古人早已總結的。這些經典的論述,值得一一征引,我們現代中國人都應該好好讀一遍。

“法能刑人,而不能使人廉;能殺人,而不能使人仁。”(《鹽鐵論》)

“不知禮義,不可以刑法。法能殺不孝者,而不能使人為孔、曾之行;法能刑竊盜者,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。孔子養徒三千人,皆入孝出悌,言為文章,行為儀表,教之所成也。”(《淮南子》)

“不教而殺謂之虐”(《論語》)

“法能刑人,而不能使人廉;能殺人,而不能使人仁。”(《鹽鐵論》)

“不知禮義,不可以刑法。法能殺不孝者,而不能使人為孔、曾之行;法能刑竊盜者,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。孔子養徒三千人,皆入孝出悌,言為文章,行為儀表,教之所成也。”(《淮南子》)

“不教而殺謂之虐”(《論語》)

這些格言不僅僅是空口白話的道德教化,其意義是被歷史所證明的。《史記》載,漢朝的興起,免去繁文縟節而提倡質樸,法網寬疏得可以漏掉“吞舟之魚”,可是吏治卻蒸蒸日上,誰也不敢為非作歹,百姓和美安定。

這正如《漢書》所言:

“以禮義治之者,積禮義;以刑罰治之者,積刑罰。刑罰積而民怨背,禮義積而民和親。”

“導之以德教,德教洽而民氣樂;驅之以法令者,法令極而民風哀。”

“以禮義治之者,積禮義;以刑罰治之者,積刑罰。刑罰積而民怨背,禮義積而民和親。”

“導之以德教,德教洽而民氣樂;驅之以法令者,法令極而民風哀。”

中國古人重視道德,是因為看到了制度問題的背后,根本是人的問題;是因為懂得社會治亂的根本在人心;是因為認識到,體制只是外因,領導才是內因。

“其人存,則其政舉,其人亡,則其政息”(《禮記·中庸》)

“其人存,則其政舉,其人亡,則其政息”(《禮記·中庸》)

因此,中國古人通過道德教育培養圣賢、君子,目的是為了抓住治理國家的本源,這個本源是人而不是法律,這樣的認識,確實是中國與西方社會的不同。

“法者,治之端也;君子者,法之源也。故有君子,則法雖省,足以遍矣;無君子,則法雖具,足以亂矣。”

“法者,治之端也;君子者,法之源也。故有君子,則法雖省,足以遍矣;無君子,則法雖具,足以亂矣。”

孔子生活在禮崩樂壞的時代,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早就認識到,人會靠不住,制度終究也會靠不住的。每個王朝的禮法制度雖然可以延續,但統治者變質了,王朝終究會腐朽。

認識雖有差異,做法卻是相通的。儒家主張的“以德治國”,應該將這個“德”,與西方社會的宗教職能對應來看。當然,基督教道德不是世俗道德,但儒家同樣也是一種信仰體系。

1973年英國《觀察家》(Observer)周刊,以李約瑟博士、魯桂珍博士和黃仁宇博士三人為封面,做特別報道

黃仁宇認為,張居正天天給萬歷講仁義道德,克己復禮,張居正死后,萬歷卻發現這個天天給他講道德的老師,原來就是一個好美色講排場貪污受賄的人,滿嘴仁義道德,一肚子男盜女娼。

可是,張居正的例子,并不能成為指責一個社會“以道德代法律”的根據。天主教會的黑暗和罪惡,薄伽丘十天講一百個故事都講不盡,所以西歐社會就是用宗教代法律嗎?男盜女娼,在西方社會就是人文主義覺醒,在中國社會就是道德虛無?好德如好色者確實是少見的,這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必要性,而非否定道德教育的理由。同時,作為一種宗教的對應物,中國的圣賢教育必然包含超出世俗道德要求的內容,有人批評中國古代的圣賢教育缺乏人性,難道將獨生兒子獻祭的亞伯拉罕有人性?

正巧,我最近又看了一遍《大明王朝1566》,這是電視劇,里面的胡宗憲、海瑞當然不完全是歷史。有一個場景,胡宗憲給海瑞念了兩首詩,一首是給他的,一首是給自己的。

給海瑞的是高適的詩:

我本漁樵孟諸野,一生自是悠悠者。

乍可狂歌草澤中,寧堪作吏風塵下?

只言小邑無所為,公門百事皆有期。

拜迎長官心欲碎,鞭撻黎庶令人悲。

胡宗憲給自己的是岑參的詩:

萬里奉王事,一身無所求。

也知塞垣苦,豈為妻子謀。

這兩首唐詩本身當然是歷史的真實。高適和岑參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邊塞詩人,什么是“以德治國”,什么是“人心正則國治”,就在歷史上這些詩句里。道德教育是一種情感的傳遞,有著穿越時空的力度,張居正給萬歷皇帝上課的例子,只是一種失敗的教育,不代表教育本身有錯。

西方社會的思想巨人,盡管表述不同,認識水平有差異,其實和中國的先哲具有相近的問題意識,研究道德、研究人心的熱情遠遠勝過研究制度、程序和技術。我們不僅要看到主張“社會契約”論和“人民主權”說的盧梭,也要看到寫了《懺悔錄》和《愛彌兒》的盧梭;我們不僅要看到以《國富論》成名的亞當·斯密,也要看到寫了《道德情操論》的亞當·斯密。即便追溯到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,在西方的思想源頭中,美德從來都是人生的最高目的,也是社會的正義源頭。但是,從來沒有人說《理想國》以美德代替國家統治的正義。

忽視道德教育的社會,在“法外之地”充滿了各種反社會的行為和問題,比如校園霸凌、青少年吸毒、酗酒、賣淫。另一方面,法律并不解決根本問題,“法令滋彰,盜賊多有”,美國前司法部長霍爾德曾感慨,美國只擁有世界5%的人口,但美國監獄關押的囚犯約占全球囚犯總數的四分之一。

程序正義只是形式上的正義,道德所追求的是正義的本質。令人欣慰的是,我們沒有因為《萬歷十五年》的流行,丟棄了中國傳統社會對道德教育的重視,恰恰相反,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,國力的增強和自信心的提高,我們更加重視了傳統道德教育,并更深地與選賢任能、治國理政相結合,這確實是當今執政者的過人之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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